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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年开始做抗战老兵口述时，崔永元和团队决定先从国民党老兵采访。

由于历史原因，国民党老兵资料极少，甚至要由日军的作战计划对应考证。

但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还有意想不到的困难。抗战结束后，由于历史原因，国民党老兵多隐姓埋名、散落各地。当郭晓明找到他们时，他们已经是满头银发、身材佝偻、年近90的老人。

经过说服，联络的老兵最终都接受了他们的采访。寻找老兵并不容易，最初的线索主要来自网上的媒体报道。后来，通过黄埔军校同学会、民间关爱老兵组织等，老兵们的信息逐渐被收集起来。最初的计划是，按地域找人，每个省份、地区采访十到二十位老人，按会战分类，不同的老人被重点划分在22场正面会战背景中讲述。

但崔永元不希望采访过于“功利”，除了收录战争信息，他希望尽量完整的记录每个老人一生的经历和命运。而且采访过程中不要过多打断老人、对于有质疑的部分也不要穷追猛打，给老人足够的尊重。

这无疑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耐心。

2008年的一整年，郭晓明带队的采访团队马不停蹄，平均每个月采访十个老人，和时间赛跑。头一个夏天让郭晓明终身难忘。

老人们居住分散，且有的住在没有电梯的老楼里，光是搬运机器都让人汗流浃背。而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转，不能开空调甚至风扇，一帮人挤在广东溽热的小房间里，引导老人费力地翻出记忆深处的细节。

更让人头疼的还是老人的“糊涂”和难懂的口音。

对于老人的说法和历史“常识”有悖的地方，郭晓明只能等老人讲完一段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求证：您讲的太精彩了，但刚才提到的某事是发生在某一年吗？

如果老人还是坚持“错误”的说法，就予以保留，“也许这就是他个人的记忆和理解，对研究者来说，很有可能是有趣的现象。”

至于“口音”，郭晓明只能仰仗“翻译”。在江西采访一位老人时，90岁的老人讲完，由60岁的女儿“翻译”，再由30岁的外孙女婿结合两人讲话进行最终“阐释”，几代人接力才将采访进行下去。

2008年上半年至2013年底，崔永元抗战老兵口述历史资料收录工作基本完成，共采访老兵541人，国共老兵皆近半，截至目前仍在整理和总结，等待最终面世。

数年间，媒体人出身的郭晓明几乎与快速运转的世界脱节，恍若隔世，也走入了一段难忘的历史之旅。

数年间，和几百个老兵的对话让崔永元和郭晓明越来越觉得：自己不止是在记录抗战，更是在记录一代人，记录那个时代独有的风范和精神气。

“也许再过50年、100年，战争本身已经离人们太遥远，但他们可能会对战争年代的人的讲述和状态、情绪感兴趣。”

这也让崔永元意识到“口述历史”的价值，或许不如档案史料完备准确，但是更有血有肉，是普通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大历史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郭晓明听到许多没有听过的细节和故事，比如曹廷明在提到29军大刀时展示的几招刀法，吴淞深入敌后接母亲离开沦陷区的孝道，“壮丁老兵”叶万火在常德会战的毒气中被俘后逃到山区隐居终生……

虽然时过60多年，亲历者们早已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，但提及往事仍感情充沛，真实而感人。

崔永元始终忘不了2008年采访之初寻访“最后的八百壮士”的经历。

1937年淞沪抗战，中日首次决战，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后，团长谢晋元带领88师524团400余人奉命监守四行仓库，为部队撤退做掩护，对外宣称800人，史称“800壮士”。最终，退守公共租界的孤军被缴械交出，沦为日军战俘，被迫挖煤。

开始寻访“八百壮士”时，只有三位老人还在世。

2008年8月，王文川被从北京清河养老院接回了家，90岁的他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。在儿女眼里，王文川是个性格孤僻的古怪老人。熟悉他的人也不知道这个普通的退休工人曾是“八百壮士”中的重机枪手。

2009年10月，郭晓明赶到上海准备采访第三个“八百壮士”郭兴发，老人躺在病床上，鼻子上插着氧气，已经什么都说不出。最后，老人的女儿对郭兴发喊，“你说一下自己的部队番号。”

郭兴发张大嘴，喘着气断断续续说：“88师262旅524团1营。”

2010年、2012年崔永元团队曾制作播出《我的抗战》和《我的抗战2》，只展示了收集影像的冰山一角，仍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。最重要的是，给了老兵们一个交代。老兵像孩子一样激动地等待着节目播出，而在看到节目后不久，他们中的一些人便相续离世。

14万分钟的影像，相关图片、文字以及记者手记是一个庞大的资料库。整理一位老人的采访需要花费影像时长的五到六倍时间。

采访豫中会战的河南老兵程泮荣时，老人已经94岁了，讲述部队番号和作战地点时都不是很清楚。郭晓明通过老人讲述的师长名字萧劲确定了其番号。而老人河南口音提到的地名“滹沱张”，后期速记、校对都听成了“虎头庄”，郭晓明通过查找日军作战资料和扩大百度地图才确定了地名。

2014年，崔永元和郭晓明花了半年时间撰写、整理了8-10万字的项目过程总结和20余万字的记者手记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希望重写每个老人的简历和年表，从原来的某年某月参加某场会战扩充出更丰富的细节。

所有的影像图文资料和辅助信息都汇总到同一个电子系统中，需要调阅的人可以通过关键词检索、并能够看到整个采访录入完成的全部痕迹——这是崔永元抗战口述历史资料库的最终目标。

不过，据崔永元介绍，目前合格的系统还没有开发出来。而向公众开放“使用”的过程也是“最头疼”的，一是“不可用于商业目的”的标准如何界定，“纪录片算不算商业呢？”另一方面，“免费”也可能伤害以卖资料为生的一些机构的利益。不过，他仍然希望项目维持公益性，免费开放，鼓励社会研究。

为纪念抗战70周年，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还将于今年出版老兵们的故事丛书《我们的抗战》，让感兴趣的读者先睹为快。

近几年来，个人“口述史”在国内也从“稀奇”逐渐普及，生动、个人化的“口述”激发了年轻人对“历史”另一面的兴趣。

“要是拍抗日剧的都来看看500个老兵的讲述，也不会那么雷了。”对时下层出不穷的抗日“神剧”，崔永元感叹。

去年，崔永元担任理事长的北京永源公益基金面向大学生发起了“家?春秋”大学生口述历史影像记录活动，鼓励大学生记录家族的口述历史影像。

抗战、政治运动、自然灾害和为了生存不断迁徙……第一次听身边的祖辈讲述这些离自己很遥远的“传奇”经历，“孩子们”受到了极大震撼。

在今年5月10日的颁奖礼上，崔永元说，看到“热泪盈眶”的孩子们，就像看到刚开始做口述历史时候的自己，“真的很难，但趁着还有热情，拼命拍吧。”

　　（作者：付珊）